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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舟 -> 你说我说 ->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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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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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危害决不是仅仅那十年,文革结束后很长时间,乃至今天,对中国人的伤害依然是现在进行时。在此,特意发一个我的往事如烟的系列帖子之一。

往事如烟:我的大表哥

东京博士 2006-06-28

  一

  母亲是个上海大户人家出来的,说大户人家倒不是说外祖父家多么有钱,而是人口众多。文革中,外祖父的政治成分被定为富农,在弄堂里隔三差五的被批斗,后期被逼成了精神有点失常。我的记忆中外祖父有几次从外面回来,头上被人扔的菜皮还挂着,傻笑着用孩子们写字的蓝墨水泡饭吃,被外祖母看见抢过饭碗好几次。

  外祖父是祖传的中医郎中,水平不能算很高的那种,但也是学有专术,自得一方“土地”,解放前在老西门开设有诊所,尤以针灸,关节擅长(吾乃不孝后代,没有传下来,居然不知道是不是叫关节,来日本看见有中国整体,大概属于此类),我小时候经常有大人拉我手转圈玩,经常发生肘关节脱臼的“事故”,吓坏了客人,每次都是让外祖父轻轻一拍胳膊就复原了,一点都不疼。

  那时我还很小,却非常疑惑,外祖父根本与务农无关,治病救人,为人解除病痛的,怎么会是富农坏蛋呢?大概实在是在当时制定的四类分子九类原子项目中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衔头”,只能触类旁通地让外祖父享受起了富农待遇的。

  5,60年代是中国人口出生率极高的年代,母亲家族的那个年代的孩子也就是一个小小的中国社会的缩影了,我是父母连生了几个女儿后晚年得末子的结果,却把独养儿子送给了我的养母,好在养母就是生母的亲妹妹,养母夫妇一生未育,收养的是我和大姐。虽然两个母亲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排行居中,我却除了一个表妹,其余都是表哥表姐,多得数不过来。

  最大的表姐和最大的表哥都是大舅家的孩子,大表姐大我多少记不清了,至少大我15岁吧,很早就去了新疆,再也没有返城上海,与当地报社的一名摄影记者在乌鲁木齐结婚后似乎生活很美满,大表姐夫只见过一次,那时我还是学龄前,大表姐夫带着一大群孩子在上海人民广场上照像,所有的孩子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还有拿着毛主席镜框像的合影照,照片上的我,每张都是没有门牙地在咧嘴笑。

  大表哥与我大姐同年的,正好长我10岁,好像也是跟我大姐同一年响应了毛老头子的号召发配离开了家乡上海,不过大表哥和他的一个妹妹去了黑龙江的什么军垦农场,但不在同一个兵团,那时他们都叫兵团,学生娃娃们搞的像部队编制,当官的都叫什么连长排长指导员,大表哥个头很大,长着一张非常和蔼憨厚的脸,他的政治成份绝对不可能带长的,不是党员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指导员,只能是一个大个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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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楼] | Posted: 2019-02-25 18:16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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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我的大表哥



童年的记忆瞬间都是清晰的,连起来却非常的困难和模糊,经济最艰难的年代,因为我太小不懂事,也是记忆最模糊的了,所以除了快乐和调皮,幸运的是苦难的回忆并不是很多。

与大表哥来往频繁的我,那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我也有幸在洪流滚滚大浪淘沙中考上了大学,在父母的大家族中,跟我同一届参加高考的应届毕业生就有4个,我是唯一考上大学的,所以无论是出入我家的父系社会还是母系社会,我都听到了很多别人对我的夸奖话,父母却并不是那么喜形于色的,尤其是母亲,总是板着一张严肃的脸,出了家里来客端茶水的时候。

也就在这一年,我进入了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大舅和舅妈来我家串门,谈起了好不容易让大表哥顶替了大舅,从黑龙江回到了上海,大表哥却整天萎靡不振,缩在他们南市的6人同居的老式房子内不肯出门,上班也经常矿工,,大舅和舅妈都唉声叹气说,下面的弟弟妹妹们都到了谈恋爱论婚嫁的年龄了,只有大表哥的状态让全家低沉不堪,甚至还经常因为精神忧郁,为了生活琐事与兄弟姐妹们发生争执,有时还扬言要杀了全家。

母亲说让大表哥换换心情,可以来我们家走走,本来我们住的也不是很远的,我听了很高兴,因为自从我大姐上山下乡后,我一直是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孤独地一人长大的,大姐顶替母亲回城后正在与以后的大姐夫热恋中,自然我们接触也就很少,所以听说大表哥要来,我一天就做了暑假作业的一大半。

那个暑假,大表哥果然来我家住了好多天,还带来了一把电吉他,大表哥弹吉他已经相当有历史了,而且因为在黑龙江农场10多年,虽然工资不高,但拿现钱总比我大姐那样10年在江西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拿工分的要强百倍,所以身材魁梧的大表哥回城后立刻拥有的一把新电吉他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在我眼里简直就是大老板,大表哥是背着电吉他骑着他的崭新的“永久”来我家的。

大表哥跟我在一起时,丝毫没有精神不正常的迹象,阅历丰富,还看过很多的书,他非常的健谈,低沉的喉音弹唱像个性派歌星,以至于我怀疑大人们在他背后说的整天沉默寡语是不是别的表哥的事,但是我不敢问他本人,因为精神不正常的人直接问他是否正常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刺激,作为一个人,那也是很不礼貌的,我只是默默地观察着,希望能帮大人些忙,也能帮助大表哥,如果他真的有病,我会尽量婉转地劝说他去赶快把病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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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楼] | Posted: 2019-02-25 18:20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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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我的大表哥

  三

  我父亲是表里如一的老实人,用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为党鞠躬尽瘁来描述父亲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母亲一向是个刻板严肃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但是对初次见面,却有着一股对外人热情到了过头的地步,客气得让人受不了,因此大多数接触过我母亲的人都对她给与非常的好评,所以也就掩盖了很多我们家的真相,所以大舅和舅妈才会因为大表哥带来的家庭烦恼来找我母亲吐苦水的,我知道。

  或许是大人的授意,或许是我真的想帮助大表哥不仅应该身体回城,精神状态也应该回城,像大表哥这样不缺胳膊不缺腿的男人理应重新融入上海这个时代城市,努力工作,努力去寻找女朋友,就像我大姐那样。要知道能有粉碎四人帮,能有今日的回城,离开这个城市的当初,又有谁会想到呢?那么多的知青苦不堪言,熬不过去了在当地结了婚,现在又因为结了婚无法回城的人比比皆是,为何大表哥得来全不费功夫,却要颓废下去呢?

  我带大表哥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散心,大表哥带我去西藏路八仙桥吃刨冰,晚上我们约邻居孩子在路灯下乘凉,打扑克,听大表哥弹吉他,慢慢地我知道了大表哥的一些心病的症结所在,却找不到为他开窍的良方。

  与大表哥一起去了黑龙江的妹妹(也是我的表姐),四人帮还没粉碎的时候就回到了上海,这在常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舅是个无权无势的老实人,没有这种路子和铺路的能力。

  抗战时期,大舅参加过新四军,后因健康原因离队在舅妈的乡下老家疗养了几年,正好日本投降了,文革中因为那段消失的历史,大舅被诬陷为汉奸叛徒,大舅妈因为快嘴快舌也被打成了右派,大舅虽然没有受到什么肉体的折磨,但是失去了上海市区户口,一直在上海郊县的一家粮食店做称米的营业员,大表哥顶替回城自然也就进了郊县的米店继承了“父业”。

  黑龙江表姐为何能那么早回城具体我一直不清楚,只知道是因为精神失常,在黑龙江到处求医都不见好转,才转回上海治病的,听大舅妈对母亲说黑龙江表姐因为舅妈是右派,当年非要与家庭划清界限,不满16岁就跟着大表哥走了,黑龙江表姐回来后多次暴躁发疯,属于外向型的精神病。

  后来我还隐隐约约知道了黑龙江表姐在黑龙江兵团的种种遭遇,据说有很多男人捆绑她,在她清醒时说她是精神病患者,强制给她吃药,没有人相信她的哭喊和申辩,当时我不是很懂,耳朵里经常听惯了叫“来米疯”的药名发音,现在暗自猜测黑龙江表姐的变疯肯定与性侵犯有关,因为回沪后的黑龙江表姐神志清醒时,还发生过邻居男人对她图谋不轨的性骚扰事件。

  一家要是真的出了两个精神病,每天一起在那么狭小的空间共同生活,大概我也会变疯的,四人帮虽然粉碎了,表哥表姐们都陆续回上海了,但是罪孽年代的遗产,国家的责任却沉重地压在了大舅和舅妈这些匹夫的肩上,而且那时对全国的右派还没有平反的说法,大舅的冤枉似乎也是至今为止不了了之,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年轻人口口声声地谈论历史问题时,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而且那还是并不遥远的历史,为何就会这么容易地被风化了呢?中国人的我不得其解,只有想起大表哥时才感到一丝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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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楼] | Posted: 2019-02-25 18:23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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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我的大表哥

  四

  大表哥的钱包内有一张他自己最喜欢的黑白照片,穿着棉制的军大衣开着大型拖拉机,背景是一望无际的肥沃的大地和壮丽的天空,虽然有些发黄的120黑白照片看不出天有多蓝,但是那些简直要跳跃出画面的朵朵白云告诉了我天空的美丽,拖拉机很威武,大表哥更威武,而且笑得比在上海心旷神怡的样子。

  如果说大表哥有妄想症,那我只承认他想继续开车,上海的柏油马路没有拖拉机可以给他开,但是起码可以开他们粮店的大卡车啊,我并没有觉得当时大表哥的想法有多荒唐,就是在今天,谁不想跳槽换工作时能把以前自己干过的特长发挥出来呢?大表哥讨厌自己,讨厌堂堂七尺汉子每天站在一个大锥形的铁漏斗前,按着铁板的把柄称米,然后隔着高高的柜台招呼郊区的老头老太太们张好口袋,唰地一声把大米一泄而出。

  如果再进一步说大表哥对现实还有什么不满,那就是户口了,大表哥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离开上海时是南市区的户口,现在回来却只能报进上海郊县的粮管所,如果大表哥能熬到今天,他的米店应该也是上海市区了,而且还有地铁直接连接他们家和米店。不知道大表哥在天有灵听到这些的话,是微笑呢,还是抱着他的电吉他苦笑?

  这是生不逢时,也是国家恢复很多创伤需要大量客观的主观的时间问题,这些在别人看来很简单的道理,大表哥的确有点想不通,大表哥羡慕晚出生10年的我能参加高考,大表哥说他也想要女朋友,可是他的郊区户口让他神色暗淡,于是他拼命地抽烟,甚至一整天躺在床上不起,不刷牙不洗脸,烟灰屑撒落在枕头边他都无所谓,那种状态不要说女朋友,就是普通人见了都皱眉头。不过在我家的那些天里,大表哥也是一个很爱清洁的人,我一点都不嫌弃他。

  我的大一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大表哥像个很懂事的大孩子,为了感谢母亲让他留宿在我们家这么多天,腼腆地要把伙食费给母亲,母亲是比我还要面子的人,怎么肯收呢?大表哥无奈,最后看着我一年四季脚上穿的是母亲自己衲鞋底的布鞋,擅自替我买了一双皮鞋,在我们家惊起了不小的波涛。

  母亲首先斩钉截铁地拒绝,连摇头带摆手,说学生不能穿皮鞋,而且全权代表我说,我在学校学生会工作,还是团干部,要处处带头艰苦朴素云云,并当场拿出好几双她制作的新布鞋杰作,强调我们家并不缺吃少穿,她也没有虐待过我。当时我对大表哥准备送我的礼物垂涎三尺,虽然不好意思表态,但是没想到母亲一盆冰水浇得我透心凉。只记得那时大表哥摸着我的头还在反复说服顽固的母亲,越说我的鼻子越酸,躲在大表哥魁梧的身体后面,拼命地把眼泪含在眼眶里打转不让它掉下来。

  大一的时代,班里穿皮鞋的同学已经是大多数,像我这样寒酸样的人最多也就2,3人,而且他们大都是因为孩子多的家庭,经济情况不佳的原因没能穿上皮鞋,我们4口之家除了我都是上班有收入的,而且父母都是老干部了,根本不存在经济问题。我一直无法理解母亲的这种苦行僧的假马列思维,她又不是吃过草根树皮的长征时代的老红军,却比老红军还老红军,我跟我母亲那时起就完全是家庭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碍于母亲这个神圣光辉的名称我才尽量回避跟她大吵大闹,但不等于我没有自己的思想。

  那时我挺恨母亲的,虽然是很幼稚的恨,并非真恨。母亲还是很爱我的,直到今天我还是有很对很多无法原谅她的事,但是养育我长大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抹煞的功劳和苦劳,尽管我现在养育自己的孩子不图任何回报,母亲养育我却并非完全如此。

  大一的年代,校园内有很多女孩子对我瞩目,自己也是青春期爱美的年龄,母亲在大表哥的皮鞋事件上的坚决拒绝和辩解,在我两年后知道了她是我养母,比我多了一层心思以外,也理解了一些当时发生的事,那就是她怕别人以为她虐待养子,更怕我知道自己不是她亲生的身世后我会把一些我们之间的琐事矛盾归结为这种关系而与她不再亲近,甚至逃回生身父母身边,其实我完全是一个独立的人,尽管她很多做法我不服,但是论母子感情,她与我的生身母亲绝对是99比1的,我给生身母亲的1分无非是给了我降临人世的一条生命。

  所以母亲的思维注定了我将来无论娶谁为妻,女人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会爆发,因为她把孩子当作私有物,我的任何一个女朋友和最终成为我妻子的女人在她眼里都是夺走她儿子的“情敌”,这种战争那时已经在我大姐的恋爱婚姻过程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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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楼] | Posted: 2019-02-25 18:26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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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我的大表哥

  五

  大表哥走了,抱着他的吉他,骑着他的“永久”,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大学的学习生活和不学习的生活都让我非常的忙碌,能想起大表哥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而且好多次还是不小心旁听大人们的对话说大表哥在家依然如旧,不可救药时,我才会放下作业,竖起耳朵认真地想些什么。

  我依然委屈地穿着布鞋,但却依然会有女孩子偷偷地跟我说话,甚至约我在图书馆做作业,我一直很介意自己的那双充满着母亲伟大教育思想下形成的贫穷的脚,但我很幸运地穿着布鞋还能接受一个漂亮的女生约我去人民大舞台看过一场中央歌剧院上演的歌剧《茶花女》,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女生不嫌弃我这个穿的像买火柴的小男孩似的人,可能是因为我在学生会主办校刊写的那些浪漫的诗句打动过不少女孩子的心,她也是其中一个吧。

  在母亲的严加防范下,我一直是穿着布鞋走完了大学路程,4年的大学生活我唯一一次奢侈的就是大三的暑假与7,8个同学去普陀山旅游,我们计划乘坐最差的统舱,自己带水壶,吃最便宜的东西,住最便宜的民家,就是那样,母亲也只同意给我全部费用50元钱中的不到一半,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再三要求,我明年就大学毕业了,一工作我拿了工资马上还,母亲就是不肯(这就是我始终无法理解的地方),由于这次活动我是组织者,我不想因为我母亲而夭折,那会被同学笑话死的。

  购买去沈家门船票的日期越来越近,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又要面子的我无法向长辈开口,第一个当然想到了自己大姐,可是大姐正因母亲强烈反对她跟姐夫恋爱闹的不可开交。姐夫与大姐的恋爱其实当初就是母亲拉线介绍的,因为一些并非姐夫本人,而是双方家长之间的文革中的政治琐事(姐夫是我家没有血缘关系的远亲),母亲中途突然让热恋中的年轻人断绝关系,我不敢打扰当时的大姐,便想到了跟大表哥说说借钱的事。

  大表哥果然如大人们说的那样,在笼罩着很不正常的空气中“生活”着,我去找他时一阵内疚,觉得自己平时理应更关心关心他的,虽然我帮不了他什么,但是我却忙于自己的很多事,现在来看他,有点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嫌疑。

  大表哥其实是个老实人,也是个老好人,还没听我说完,就塞给我50元,说他现在不上班了,米店每月都给基本工资,除了抽烟他也花不了。是啊,他一步都不下床,还花什么钱呢?这时的我的确觉得大表哥太不正常,外面有阳光,有空气,有电影院,大表哥明明可以像那些上海小流氓那样,没事站在弄堂口去抽根烟,去跟马路上来来往往的那些漂亮的小姑娘调侃两句,那样心情也会完全改变,或许会豁然开朗自己的人生的。

  黑龙江表姐那时已经不在家了,据说因为反复发作,大舅和舅妈也年老体弱,家里精疲力尽,实在弄不过来,已经送进了精神病院,只有大表哥整天沉默不语,在家猛抽烟,墙上挂着的电吉他也积满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在大表哥的吞云吐雾中,电吉他被遗忘了,大表哥的生活中正在不断失落着所有的音符,天井里停着的“永久”也开始出现锈迹,我真希望大表哥的“永久”能永久崭新,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帮他,还怕自己说错话,反倒刺激了他。

  临走,大舅对我说没事常来玩,我知道他们都希望我给大表哥带来一点新的生机,可是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家”,那时我已经知道了我也是寄人篱下的一个“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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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楼] | Posted: 2019-02-25 18:30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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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我的大表哥

  六

  我独立了,我开始工作了,去见过一次大表哥,医院已经确诊了大表哥是精神病患者,但是因为是内向型的,如果对自己对他人没有危险的行为举止,不用住院,在家药物治疗即可,但是我知道大表哥不离开旧的环境,大表哥是不可能治愈的,那时跟大表哥同龄的我大姐已经冲破一切阻拦与姐夫结婚了,他们生活得很幸福,尽管母亲在大姐面前曾经摆出两条道路选一条时,大姐毅然选择了姐夫而被母亲宣布从此断绝关系。大姐的婚姻波折深深地刻印在我已经不太幼小的心灵里,也是催促我赶快独立,赶快离开这个“家”的念头日益强烈的一大因素。

  我最后一次去见大表哥时穿的是用自己工资买的皮鞋,大表哥看到了说我:“小伙子工作了,卖相这么好啊,有女朋友了吧?”说得我鼻子又开始酸酸的,但是后来大舅告诉我,这是他们家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大表哥说的话,像一个季节的漫长的黄梅天的屋子里突然射入了一束大晴天的阳光。

  想起了当年的皮鞋事件,我紧紧地握住斜躺在床上的大表哥的手,拼命地拉他跟我出去,我要用自己劳动所得请客大表哥到淮海路吃一顿美味的西餐,红房子,还是兰村,我随他挑,让他也像个小伙子一样“卖相”好起来,虽然我那时大学刚毕业的工资也只有48元5角。

  那天,大表哥终于没有起床,我也拉不动抵得上我体重一倍的大表哥,大表哥整日万念俱灰的神态,见到我的那一刻却泛起了略带光彩的眼神,虽然稍纵即逝,但是确实出现过了,也是他们家任何人做不到的,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接下去该做些什么才能让大表哥的眼神继续光彩,继续发亮起来。

  以后的日子,我更忙碌了,几乎一直不在上海,出差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走遍了中国大地,好不容易换了个开发部门,一切平静下来准备安心搞点什么了,周围又开始刮起了一场猛烈的自费出国风。

  为了自己将来的人生,我也依然投入到了那场生得逢时的潮流中去了,我终于离开了“家”,也离开了我母亲,但是我更希望自己出国的闯荡能改变自己些什么,也希望母亲能在膝下无子女的空缺的岁月里,能重新思考至今为止的自己的母子关系价值观和什么是正常的人间亲情,而这些都是无法出自我口倒过来教育我母亲的,那样我在她眼里无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逆子。

  时光如水流,我再也没有见到大表哥,虽然来到日本后我回国探亲的次数并不少,但是自己的恋爱婚姻,乃至人生奋斗计划,三度出国的奔波填满了我将近20年的时光,大表哥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淡薄,甚至现在连他是哪一年离开人世的我都不能准确的说清。应该是5年前吧,生父来信告诉我大表哥死了,死在斜土路岭零路的那家精神病院,具体死因也不清楚,只是说大表哥死的时候尚未到50岁,头发都是白的,几乎没有一根黑发,像外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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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楼] | Posted: 2019-02-25 18:38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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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表哥,是千千万万个文革牺牲品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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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楼] | Posted: 2019-02-25 18:44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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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我的1976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之年,中国的和平时代中,大概1976年从任何意以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年份了。

  正如现在我们的球迷期盼着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事那样,我们那时也在掐指计算着类似的每四年一次的东西,前者是国际性的令人奋发的,后者或许是愚昧,令人听天由命的,那就是闰月年,1976年正是这样一个2月份的日历上有29天的年份。

  当时还似懂非懂的我,既虔诚地相信自己每天早上系上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也相信红旗是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甚至因为1976年,我渐渐开始相信民间闰月年必然有灾难事的传说。

  进入1976年的元旦刚过没几天,1月8日便传来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9英寸的黑白电视里播放的天安门十里长街的悲哀,没多久北京传来了群众自发纪念周总理的游行活动,又没多久,发生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收音机里铺天盖地地使用着“一群暴徒聚众闹示”,“现场浓烟滚滚”的威严完全压倒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怀念您”的主题,还夹杂着小学生的我似懂非懂的“匈牙利的纳吉”,“复辟”之类的词语,不久为周总理追悼会致悼词的邓小平副总理被点名批判了,但我依然不知道纳吉是谁,这匈牙利人为何要跑到北京来,直到很久以后我都不明白这个纳吉究竟是与周总理沾亲还是与邓小平带故了,只是觉得天安门广场流传的那些“扬眉剑出鞘”的诗句对我这个也喜欢写字的人来说挺“鲁迅”的。

  回忆在这之前的6年的小学时代,由于本人毛笔字一贯写得小有名气,还喜欢画画,所以每次革命运动大浪淘沙而来,俺都会为之热血沸腾得像个小靳恭绶似的,不管是学习金训华,还是学孔宪凤,俺都是学校内被折腾得最忙碌的人,环境真的磨练人呢。

  学习张铁生王帅时,老师让俺画过漫画,俺记得刚看了电影《决裂》,里面有个读书人嫌农村老妈(也可能是未婚媳妇,俺记忆模糊了)带着一篮红枣来大学里看他太土了。俺根据自己当时的革命洞察力画了一个瘦弱的书生在挑灯看书,四行递进式的大字俺依稀记得:“一年买钢笔,两年买眼镜,三年买痰盂,四年买棺材”,猛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获得了全校好评。

  批林批孔时,俺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纪录片里见过林副主席,那个电影俺特意跑到泰山电影院后面的弄堂里趴在换气口看了3遍,那条弄堂的剩面条的气味俺永远不会忘记。于是俺用林彪的头换上了一匹四蹄马,曰: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但是被老师纠正说:“那顶红五星军帽要去掉,要画成林秃子。”孔子俺没见过,于是每天下午跑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对面的家用电器店看别人画的大字报,渐渐掌握了孔子的特征(当时没有数码手机,俺只能站在寒风中临摹)。

  邓公再次落难的同时,反击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和批水浒,批宋江投降派的运动又轰轰烈烈地接踵而来,俺的大笔又开始饱蘸了臭墨汁,每天在校党委办公室用大铁桶和热水瓶泡好多化学浆糊,那年头,每学期俺的学生手册(好像不是这么叫的,记不清了)的第一行字就是班主任老师写的:“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云云,那时心里美滋滋的,那个评价没想到一直伴随着我到了中学,大学,成了我党忠实的义不容辞的“吹鼓手”(俺一直是墙报委员,宣传委员,学生会宣传部长等等衔头)

  话说1976年,真是天灾人祸不断。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接着地震的不科学预报加上带点科学的谣言传遍了整个中国大地,以至于那年暑假大人特意带着我离开了上海,说大城市高楼多不安全,就那样,1976年的暑假我在苏州度过,有大量的时间,就整天看小说,那时最爱看的大型杂志就是一大叠借来的《收获》,除了革命书籍,还看了很多50年代的苏联翻译小说。那年,唯一看了一本比较平淡的是女作家萧红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

  1976年9月8日,回到上海刚开学不久(其实那年头开学不开学一回事),在接踵而来人心惶惶的日子中,终于传来了最大的坏消息,毛主席逝世了,但是不知道是麻木了还是不太懂事,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很少有悲哀哭泣的,只有在学校组织观看的毛主席追悼会的电视前,有几个女同学眼睛是湿润的,俺现在对那个追悼会场景没有其他记忆,但是对当时的接班人王洪文副主席的“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的叫喊记忆犹新,此后甚至还与同学打闹用来调侃,学王洪文的鞠躬号令,还学王洪文的小分头,但是没多久,四人帮粉碎了,副主席在南京路上的大字报上一夜之间又被人骂成是42岁属狗的畜牲,与《杜鹃山》演柯湘的女主角有一腿,在这之前又霸占《智取威虎山》的“小常宝”,还真希望看到哪张大字报上有没有说吃李铁梅豆腐被抽了一嘴巴的。

  追悼会结束,学校安排在大光明电影院过场告别仪式,阿拉上海瞻仰不到毛主席尊容,居然在最好的电影院里搞了一个象征性的花坛,主席的大相片,还有颇为庄严肃穆的国旗和党旗,那场景被搞得人山人海,我们学校的队伍一直从电影院后面的黄陂南路开始等待,孩子们还小,等待时间长了难免说笑打闹,你拍我一下,我踢你一脚。

  每个人胸前都配有毛主席像章,而且那是一个攀比像章不攀比钞票的“纯洁”的时代,记得那天俺佩戴的是非常扎台型的瓷白的毛主席像章,而且是带夜光的,于是,在队列等待中自然引来不少同学的羡慕,大家换像章戴,不小心谁把俺的像章掉地上了,瓷器的东西,还有不碎之理?老师闻声赶来,谁都不承认,唯有我胸前没有像章,自然有口难辨,为了这件无限不崇敬的事件,俺被迫写了一张后来张贴在全校的“检讨书”。但是这年的学生评语的第一句话,俺获得的依然是:“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但是那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直是一道阴影,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担心会不会自己的档案中有这种记录而被我党分配到外地去。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自从林彪事件后,中国人民认为的最高指导者无疑这三驾马车了,党中央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政府总理周恩来和全人代委员长朱德(实际上的三军总司令)。1976年的所有的大事中除了粉碎四人帮这件大快人心的事,其余都是悲哀事(现在看来也很难说是悲哀事),1976年中所有的大事中最容易被忘记的也就是朱德逝世了,但是俺把朱老总的逝世日一直牢牢地记住了。

  1976年中国同时走了最伟大的三个现役领袖,这在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可以说举世震惊也举世闻名的,而且这么凑巧,不是暗杀,不是不测事故,而是病死,直到现在我虽然已经不再相信什么马克思主义,也不相信什么闰月年是灾年,但是不管多少年这些中国的领袖级人物后人如何去评论,他们的离开人世在我心里一直存在着一团小小的疑云。


天生一件新马甲,无限风光看砖头。

[117 楼] | Posted: 2019-03-01 09:41 顶端
东京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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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上海——返城知青生存路

  上世纪60年代末,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波及到上海的每个家庭,到70年代初,有100多万上海知青告别城市和亲人,奔赴遥远的农村或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代人的命运骤然被改变。但十年不到,历史的走向突然出现了拐点,几十万知青通过顶替、病退等各种办法像潮水般返回上海。

  终于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家,而要重新想融入这个城市,步履艰难。

  尽管曾经生长在这座城市,尽管曾经对她朝思暮想,但并不等于这座城市很快就能重新接纳你了。

知青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没有了身份

  回上海前,有知青放言,只要能回家,去扫马路都可以,

  可事实是,扫马路属于事业单位,他根本没有资格去。

  因为很多新疆知青失去了上海户口。

  在那个年代,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粮本,没有粮本,就意味着没有粮票,就意味着有钱也买不了米。

  没有户口,就没有饭吃。

  当时回上海的知青,分为以下三种情况,单顶,双顶,袋袋户口(369)。

  单顶:夫妻只有一人,顶替已经退休的父母,有工作单位。

  双顶:夫妻两人都顶替,有单位。

  这两种,有户口,有单位。

  袋袋户口:还有一种,没有可顶替的职位,因此户口没有地方接收,只能把个人档案放在家里,俗称“袋袋户口”,很久之后,上海政府一个月补贴他们369元生活补助,他们就戏称自己为“369”。

不久后,第二个问题就出现了:住房。

  90年代,直到2000年前,上海,绝对是全中国住房条件最为恶劣的城市。直到现在,上海的房价位居全国前三,仍然是年轻人身上最大的包袱。

  80~90年代,在上海的弄堂里,外地的人常常被恶劣的住房条件吓呆:

  祖孙三代,12个人,睡在一个7平米的双层阁楼里,一个人洗澡,全家都要到屋外呆着,路灯底下吃晚饭,这就是当时很多上海人的生活。

  知青千辛万苦从新疆回来,意味着家里又多了2--4个人(拖家带口),更加的拥挤。

  再近的血缘,也无法缓和基本生存条件的牺牲。

  那个年代,为了住房问题知青和家人发生矛盾,在上海每一条弄堂里发生。

  90%以上的知青,都为住房问题和家人发生矛盾。

  这是住房条件相对宽裕的外省人无法理解的。


终于有了一个窝,但是没有单位,如何赚钱成为第三个现实问题

  他们大多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十多年来学会的只有务农,没有多少积蓄,回到上海,无依无靠,只能从事当时最底层的职业。

  那个时候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老知青们摆地摊的身影。这些经过大西北十几年磨炼的人,开始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谋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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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楼] | Posted: 2019-03-12 15:14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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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上海知青造反——纪念1978年12月10日
小史客 2018-07-13

  在知青史上,上世纪1978年末云南农场知青的惨烈抗争众所皆知,成为扭转知青一代命运的英勇篇章。但似乎很少人记得,上海也有一场知青“造反”事件发生过,可能比云南事件时间上还早些,同样可歌可泣,为邓小平“拨乱反正”,及时终结上山下乡错误,治愈千万青年及家庭的伤痛,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我无意中参与了这场造反行动。那一天,1978年12月10日,也理应载入史册。

一,山雨欲来

  1978年年末,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大病初愈的中国,百废待兴,百乱待治;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人心思变;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进行着艰苦的路线较量,一些大城市随之爆发了“革命民主运动”。上海的人民广场从11月22日开始,约一周时间,天天人山人海,真正成了“人民”的广场。人们如饥似渴地聆听一批北京来的“共青团宣讲团”的演讲,批判文化大革命、探求中国的出路,鼓动改革,福州路西藏路一带贴出了无数的大字报,呼唤民主。一时间,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上海这时聚集着数以万计回来试图通过病退或者顶替来谋求返城的知青,都从这声势中看到了国家的激荡,也看到了自身的希望,大家欣喜地聚在一起,议论着,盼望着“让火烧得越旺越好”。

  我和同在黑龙江农场的弟弟都在搞病退,千波万折之后我和弟弟的病退材料终于发回了上海,我们也回省城等待上海方面复查。然而,可爱的故乡对流落外地的知青十分冷漠,把我们当成甩不掉的包袱,处处打官腔,敷衍、踢皮球和拖延。隔天,我又到街道乡办去打探何时能安排我和弟弟复查体检,希望进程加快点,结果不仅没能得到一点好消息,反而被告知:我俩即使复查都能通过,也只能回来一个,就是说,我回来弟弟就不能回来,或者弟弟回上海,我则一辈子呆在冰天雪地的北疆,直至终老。看我愣在那里,乡办那个一脸皱纹巫婆样的老女人冷冷地说,让哪一个回来你们自己决定,“猜东里猜”或者“抓阄”都行。世上最残酷的莫过于让亲兄弟间血拼相争,这不是和罗马角斗场一样没人性吗?当初你们要我们下乡时是何等的笑容热切,如今你们又是怎样的一副嘴脸?我悲愤难抑,真想有颗手榴弹,来个当场拉弦,同归于尽。

  这种在病退等办理上饱受刁难屈辱的情况不在少数,知青们内心的怒火在积聚、在升腾。

  这当口,恰逢电台里公布“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精神,又给了我和弟弟等众多知青当头一棒。知青们都旱天盼雨露般地期盼这个关乎自己命运的会议能带来好消息,相信中央会顺应人心,做出让知青回城的决定,因此在等待的日子里,心头大多都是喜滋滋的。但是听到广播大家顿时都傻掉了,完全出乎意外!会议决定:原则上对知青“就地安置”,而且农场的知青转为农业工人,这就是说,政策不支持知青回城,最好的出路也只不过在当地安排,我们返城梦想和所有努力都成了泡影,回上海的大门就此关上,甚至连病退也可能被封死。这样的新闻不亚于晴天霹雳,我和众多知青精神支柱一下被击垮,眼前又蒙上无尽的黑暗,胸闷至极,心中一片愤恨和绝望。

  依旧只有所谓的国家利益,而丝毫不管底层人民的疾苦!知青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命运究竟要被摆布到几时?

二,于无声处

  邓小平10月22日访问日本后,《追捕》、《望乡》等日本电影开始热映,其中《望乡》一片中日本政府为摆脱困境赚取外汇而驱使无数妇女到海外当妓女,牺牲了她们的青春又使她们终老难归的情景,令知青们感同身受,很为触动。12月初,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出现了一张署名“知青望乡团”的通告,说是定于12月10日这天,将在人民广场设立知青“望乡台”,举行集会,届时希望知青们参加。闻讯我很兴奋,窒闷的心里有了火苗跳动。

  数着日子挨到了12月10日,这一天,我和两个同伴相约(记得是孙力山和曹伟伟),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赶往人民广场去参加集会。

  时间还早,天寒地冻的,到场的人并不多,不过几百青年男女,在偌大的广场上,仅像一小墨团,围着一个高高站在灯柱座上的青年,听他慷慨激昂的演讲。没有电喇叭,他在凛冽的寒风中声嘶力竭,挥舞着手势,我们不断挤向前去才能听清他的话。他大声鞭da文化大革命,声讨四人帮危害,痛诉上山下乡给青年一代带来的厄运,号召知青们行动起来同命运抗争。知青们饥渴般地聆听着,呼应着,群情激愤。他讲完了,又有一个裹着大衣的知青迫不及待地登上灯柱基座接着演讲。很多人拍手叫好,纷纷表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知青们不能做任人宰割的羔羊,不抗争就没有出路。但底下也有不少人窃窃私语,摇头叹气,感到知青们位卑力薄,难有作为:怎么抗争?谁会理睬我们?闹了有用吗?沮丧情绪渐渐在人群中蔓延开来,销蚀着刚刚鼓动起来的热气。失望开始爬上了我的心头,虽然人越来越多,但觉得今天来人民广场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只不过是又一场空谈发泄凑凑热闹而已。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黄军装、胸前别着团徽的年轻人挤进了人群,这个自称是团市委干部的人向我们这些没有户口的上海人发出了另类的声音:“你们不要这么激动,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嘛!你们这么集会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闹有什么用?闹是没有好处的。”他像说教,又像训斥,这刺激了本来已渐渐意兴阑珊的青年们,顿时引发了众怒,犹如冷水滴落油锅里,噼里啪啦地炸开了。人们蜂拥围上去,劈头盖脸地责问他:“你是什么人?”“你不是知青凭什么混在这里!”“你在上海活得开心,你知道我们的痛苦吗?”“你井水淘饭吃过吗?”好些人争着要和他辩论,有人恨声骂他是“走狗”“狗腿子”,揪住他,推推搡搡,还有人挥舞拳头要揍他,场面顿时混乱不堪。他躲闪着,一边还在叫嚣,一边惊恐地后退想抽身走人。就这样,拉拉扯扯,吵吵闹闹,人群犹如漩涡翻卷,团干部逃向西藏路,知青们撵着他也从广场涌向了西藏路。

  西藏路紧连南京路,是重要的商业街和南北交通要道,人车流量极高,突如其来的开闸泻出的人群,一下把西藏路从中给截断了。大批知青拥挤在马路上,无意中像泥石流一般堵塞了交通。一辆18路电车被迫停下,后尾各种车辆也纷纷刹车,首尾相衔,立刻排起了一条条长龙,不要说汽车、电车,这时连自行车也寸步难行。一眼望去,马路就像停车场,挤满了车和人,喇叭声此起彼伏,一片混乱。其中有一辆救护车被夹在车辆之间,呜呜叫着,也动弹不得。整条西藏路顿时恐慌不安,全线瘫痪。随着知青越聚越多,气势震天,西藏路上的照相馆、皮鞋店和食品店,纷纷惊恐地拉上铁篱门,打烊保安全。

  这时我看见,一个穿着蓝棉制服外罩大白袖套的交警慌不迭地从铁梯爬上高高的空中岗亭,在上面打电话告急。不一会儿,从福州路市公安局方向调来了大批警察,他们一到马上蜂拥插入到车辆和人群间,或推、或劝,竭力想把壅塞马路中间的知青们清理到路边去。大约过了刻把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民警们的努力才见效,开辟出了一条窄窄的通道,电车、汽车才得以开始慢慢地蜗行。一些警察手拉手试图组成警戒线,但他们成了知青发泄怨气的对象,不少人和警察发生了推搡碰撞。有个老警察拍拍我:“帮帮忙,我家里也有上山下乡的,心情是一样的,但交通不要堵塞好伐?”他话还没说完,头上的警帽被人从背后掀落到地上,他转身去捡,撅起的屁股上又被人狠踢了几脚。

  这完全是场意料之外的偶发插曲,起因仅仅是由于一个团干部,无意中堵塞西藏路前后也不过半个多小时,却成了后来的造反事件的导火索。知青们突然醒悟过来,意识到“行动比一打纲领更有用”,知青完全有力量,而且也找到了抗争的方法。有人振臂高呼:“大家回去,把插兄插妹们都叫出来,我们堵马路堵交通,活不下去了就闹他个天翻地覆。”众多知青纷纷响应,互相打气,情绪高涨。这时候已到了午饭时间,大家不得不四散回家,但都兴犹未尽、摩拳擦掌。我和两个同伴早挤散了,在往家走的路上,我一扫心中的阴霾,也变得格外振奋,步伐坚定而轻盈,一股搏击命运的豪情激荡在胸间。



三,惊雷滚滚

  那天下午,“人民广场闹事了”的消息在大街小巷中飞快传播,后来听说好些地段开始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游行,而且受数天前“革命民主运动”的熏染,不少老头老太也走上了街头。他们举着标语牌、额上向日本人一样扎着白布条,上面墨写的字:“还我子女!”“要户口!要工作!”,边走边喊口号。到傍晚时分,很多人感觉上海像一锅水沸腾了,全市都闹开了,各种说法纷至沓来。此时传来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外滩已经有大批人在市革委会大楼前静坐,知青真的行动起来了!

  我和两个弟弟以及正在我家的一个女知青激动地赶往外滩。12月的天黑得早,外滩高楼耸立,灯光昏暗,远远就看见市革委会楼前的地面上黑糊糊一片坐满了人,数以千计的脑袋晃动着,喧嚣着,声浪震天。这里已经没有马路和交通的概念,俨然成了一个集会示威的广场,青年们席地而坐,一遍遍喊着“彭冲出来!”“回上海,要户口!”等口号,挥舞胳膊,宣泄怒火。有五六个知青站在大楼前的台阶上,用拳头狠狠砸打大门旁挂着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XXXX”巨幅标牌,砰砰作响,激起一阵阵欢呼和喝彩,有人在喊叫:“砸!砸!烧掉它!”。知青的每一举动,都大快人心,激起更大反响。我和弟弟们鼓掌助威,和我们一起去的女知青是个党员,也按捺不住激动,连连说:“好,好!”

  这时遭遇静坐被阻挡停下的公交车辆放空了乘客,一辆接一辆趴下了,一直排到了外白渡桥,黄浦江边出现了一条见首不见尾的长龙,蔚为壮观,初现知青的威力。打头的一辆22路无轨电车有点不买账,或是怕承担责任,一再哒哒发动,按喇叭,想要往前开。立刻很多人站起来,把车堵得严严实实,我也跑过去,站在车头前,怀抱双手,摆出宁死不让路的姿态。驾驶员是个年轻人,挥动着白手套还想理论,指着戴团徽的说:“你们像不像团员!”马上遭到回击:“你去尝尝下乡的味道,我们和你对调工作好伐?”突然,电车的辫子被人拉掉了,司机立刻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趴在方向盘上不再吱声了。

  这是当晚我见到的对知青造反唯一表示抵触的事例,此后整个过程知青的行动都得到了上海市民一致的赞同和支持。大约在七八点钟时,静坐的人群有一部分起身开始游行,没有人组织,他们呼隆一声往外走,不少人自发跟上去,蜂拥汇集而形成了队伍,我和弟弟们也加入其中。后来人越聚越多,浩浩荡荡从外滩游行到南京东路,打算拐弯沿南京路朝西进发。在南京路口,头顶上闪光灯频频爆闪,刺破夜色,那是住在和平饭店的外国人往下对着骚动场面拍照。大家愈加振奋,朝高楼上挥着手,希望那些窗口把中国知青的怒潮呈现给世界。南京路,这条有着“五卅”光荣传统的英雄马路,又一次在展现斗争的无畏中变得热火朝天。沿途有不少群众鼓掌,不少人给我们打气,有一个老伯跑上来拍我们的肩膀,竖大拇指,激动得满眼泪花。队伍一路行进,一辆又一辆的20路电车自动靠边停下,恭敬地给游行让道。车上乘客探身询问,当得知是知青游行时,竟都欢欣鼓舞,纷纷表示,家里也有下乡子女或者知青兄妹,你们闹得好,支持你们!有不少乘客还热情伸出手来和我们紧握。这种群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感觉真好,南京路上到处鼓荡着正义的信心和亲人般的温暖,情景相当感人。

  游行队伍一路毫无阻拦地经过了灯光璀璨的人民广场,那里也已有无数知青聚集着,也一样是人声鼎沸。见我们队伍过来,又都纷纷加入和汇聚进来,以致队伍迅速发展壮阔到像水库泄洪般宏伟,形成了确确实实的洪流或洪峰,汹涌澎湃,轰响着冲垮一切的破坏力。洪峰涌入福州路往东返向外滩。这时无数男女青年都自发地互相将手臂紧紧地挽起来,连结成人墙,挺着胸,肩并肩,势不可挡地向前推进。人流中,有个姑娘右胳臂刚被挽上,马上伸出左胳臂,示意身旁的我勾住她。我有点不习惯,尤其是当着弟弟们的面,但火热的激情已经冲破了世俗的牢笼,因此也不迟疑地伸出臂膀,和她紧紧相挽。这真是从未有过的体验,千百知青都是亲密战友,手挽手昂首向前走,令我彷佛置身于电影《青春之歌》中的“一二九”运动,(12月10日和12.9仅隔一天)那姑娘是林道静,而我是卢嘉川或者谁。假如迎面再有高压水龙朝我喷射,我会因为亲身体验伟大斗争而更加激奋。

  在夹道而立的无数路人注目和欢呼中,我越来越为我们的力量自豪。我好几次踮起脚回望,一眼望不到尾,排山倒海。突然觉得我们有点像阅兵似的,一排一排地踩着大地,一浪一浪滚滚向前,口号响亮而有节奏。而更令我惊讶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队伍前面竟然出现了几个“领袖”,他们一会儿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带路,一会儿摆动着手臂指引方向,身影矫健活跃。其中一个穿深色呢中山装的青年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长柄雨伞,当成指挥棒,在夜色中像模像样地挥舞着、比划着,点拨队伍时行时止的节奏和保持队形整齐。于此同时,一支数十人的纠察队也出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一色结实的男子汉,不辞辛劳跑前跑后地为游行队伍开道和维持秩序,凡到十字路口,总手拉手组成人链,防止外人穿插,保障队伍通行。这真叫我既感动又佩服:这样夜黑、庞大而混乱的场面下,是谁何以能这样组织起一套来保障游行畅然有序?我不由感慨某个伟人说过的话无比正确,大意是,革命时期的人民群众,是最自觉最守秩序和充满主动精神的。

  知青铁流福州路上一路高歌和呼喊口号,经过市公安局门前时达到了最高潮,数以万计的喉咙激昂地唱起了《国际歌》向警察们示威:“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歌声惊天动地,震得福州路两边的楼房嗡嗡作响。公安局大楼上日光灯接二连三地点亮了,探出了许多脑袋张望,那窗户上一个个头影,看不清表情,但一定是无比的惊惶。知青们激动、自豪,我们造反了,怎么样吧?当户口被一笔注销之后,我们就沦落天涯,毫无尊严和人性的日子一过十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已无所顾忌,什么都不怕了。这时候我突然想到,我曾经唱过无数遍《国际歌》,只有今天真正理解了这首无产者战歌,第一次感到《国际歌》和知青是如此亲切贴合,同时我是生来第一次为了自身的命运走上街头,而不是为了那些红色名目下被组织参加游行,今天我才是真正觉悟的革命青年,意气风发,豪情万丈。

四,雨后彩虹

  当晚,我和弟弟们游行折回到外滩之后,继续在市革委会大楼前聚集到半夜2点。看到了知青们一次次地冲击这个上海市首脑机关,把门口的卫兵逼得连连后退到楼上。也看到青年们把一个破痰盂罐在市府楼厅里踢来掷去,嘲弄当局。

  本来因为夜深体乏了,想结束回家了,但一个情况反而挽留住了我。午夜海关大钟刚敲响12点,一个高音喇叭突然刺耳地响了,公安局发布通告,说有一小撮坏人利用知青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要知青们赶快离开现场,不要上坏人的当,否则造成的后果自己负责云云。这最后通牒广播了一遍又一遍,口气严厉,在夜风中回荡。随之周围的灯光一下熄灭了,黑暗笼罩了一切,令人悚然感到了两年前76年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镇压的那种恐怖。有些人惊恐地离去,有些人退缩到人行道上,表明自己只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在这时候我犹豫了一下,如果我和弟弟们在这紧要关头也离开,虽则是原本想的回家睡觉,但也会蒙上战场逃兵的不光彩,良心上会不安,而且多一个人多一份抗争力量,对其他知青也是鼓舞和支撑。所以我和弟弟们选择留了下来。这时又发生一个小插曲: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么深更半夜我们的母亲居然来到外滩,靠步行走来的,而且居然在黑蒙蒙簇簇一片的人群中把我们兄弟找到,“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她担心知青惹不起政府,徒遭牺牲,劝我们回家去。我们竭力解释我们的行为,说知青要改变命运,过好日子就只能这样豁出来了,好容易才把母亲劝走。就这样,我们留下坚持着,等待警察的到来,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到了2点多,才离开现场回家休息。

  第二天12月11日,下午我刚起床,街道居委干部就上门来调查了。“弟弟啊,你们去人民广场了吗?”母亲忙说“我们不去的,不去的!”我挡开母亲挺身说:“我去的,我整天都在那里,你们不解决问题我还要去!”“弟弟啊,闹事不好的,有困难跟我们说,粮票嘛街道会补助的,问题总归会解决的嘛。”“你们解决问题?鬼才相信,我家几个下乡,还要叫我们自相残杀,我们能再沉默吗?官逼民反,不闹不行!”我越说越气,干部们灰溜溜走了。

  知青的造反持续爆发了三天,外滩、人民广场、锦江饭店和徐家汇等11个地方闹得最厉害,包围政府机关、设置路障、堵绝交通等,惊动了方方面面。像经临了一场台风暴雨,上海一时颇显出风雨飘摇动荡不宁,很多地方相当紧张,包括铁路部门都加强了警戒。后来公安局发布的通报材料中有所谓三天里“一小撮坏人混在知青队伍中在全市多处地方搞打砸抢,在外滩甚至企图推翻油罐车纵火”等说词,虽属编造夸大,但可反映出这次上海知青造反的烈度和广度。三天中没有人被抓捕和处罚,说明有关方面还是认清大势、比较明智的。

  再后来几天局面完全改变了——“换了人间”。街道居委干部接连来我家做安抚工作,态度十分谦恭,先是粮票送来了,隔几天我和弟弟“病退通知书”也送来了,凭此可以办理户口迁回手续了,至于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定的“就地安排”以及复查体检等复杂刁难程序等等一概都化为乌有,再也不提了。此后半个月,是“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知青们身上的枷锁被一一解除,扬眉吐气,欢天喜地。许多还在乡下的插兄插妹,听说上海闹事了,纷纷饮酒干杯庆祝出头有日,有的打点行装欢欣鼓舞直奔上海。1979年元旦前后,我和弟弟怀着喜悦各自踏上了回黑龙江迁户口的旅途,坐在火车上扳指头一算,这天离开12月10日人民广场“望乡”集会才不过20天。后来几个月,几乎所有的上海单身知青陆续拿到了回上海的证明,100万上海游子大部分回返了故乡。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1978年12月是知青的盛宴,全国各地特别是云南都爆发了大规模知青的造反示威运动。上海是其中一个部分,事发偶然却又必然,着力地显示了载舟覆舟的力量,为改变知青自身命运添了一把火,意义久远。我有幸作为亲历者,一直想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不让这段知青奋斗史蒙尘湮灭,表明上海知青也不是孬种,并且让儿辈们从中记住:“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天生一件新马甲,无限风光看砖头。

[119 楼] | Posted: 2019-03-12 15:21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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